内容提要: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时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引言

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无论是在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在证据能力环节上，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所要遵循的往往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手续，而难以牵涉重大的权利保障问题，即便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行为，也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而在证明力环节上，司法实务界通常强调对实物证据的当庭辨认、出示或者播放，以此来审查其真实性和相关性；遇有需要运用专门科学手段的场合，司法人员最多会聘请专家充当司法鉴定人，来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发表鉴别意见，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的不足。可以说，在实物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方面，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范，司法人员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随着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实施，[2]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由两高三部通过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大量涉及实物证据审查判断问题的证据规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该司法解释在物证、书证的来源方面所确立的排除性规则：“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评价，“这个规定实质上是物证、书证证据资格的排除规定，不能排除来源非法就不应当采信。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3]与此同时，在物证、书证的收集调取程序方面，该司法解释做出了近乎繁琐的技术性规定，强调对物证、书证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应当附有相关笔录和清单；强调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笔录或清单上签名；强调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加以注明……为规范侦查人员的搜集提取行为，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

司法解释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做出如此具体详尽的规定，并为此确立两项排除性规则，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也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程序要求。例如，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要载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以及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法院要审查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伪造、变造情形……对于视听资料经过审查难以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5]

这种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之真实性的审查方法。在证据法学上，这种方法就是“鉴真”方法。[6]过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比较强调实物证据的鉴定问题，也就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设备，对案件中的专门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鉴别意见，以便揭示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例如，通过对血迹、毛发、体液、皮屑的DNA鉴定，证明现场所提取的物证为某被告人所遗留，进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通过对某一书面材料内容的鉴定，揭示该材料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通过对某一录音资料的技术鉴定，来证明录音为某被告人所留……但是，在被用作鉴定检材的实物证据本身来源不明、提取经过没有记载、保管不善的情况下，这种针对实物证据所作的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因此，在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提交实物证据的一方至少需要证明该证据是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和保管完善的，也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提交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接下来进行的鉴定才是富有意义的。很显然，为揭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司法人员通常会先后借助于“鉴真”和“鉴定”方法来做出鉴别，“鉴真”方法可以为“鉴定”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检材来源的可靠性、检材提取的规范性以及检材保管的完善性。由此，鉴真与鉴定成为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加以鉴别的两种独立方法。

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所确立的诸多规则，显示出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证据理论研究的前面。迄今为止，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人的探讨。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7]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法学界有责任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将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以中国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范例，讨论鉴真的性质和基本方法，分析鉴真的基本诉讼功能，然后对司法解释就各种实物证据所确立的鉴真规则做出分析，对其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

二、鉴真的性质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法则、意见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等一系列证据规则。这显然受到了英美证据法的影响。[8]而鉴真制度的确立，则更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结果。

英国刑事证据法要求提出证据的一方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做出证明。尤其是在对某一物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官通常会调查该物证的来源以及提取物证的整个过程。这被视为确保物证真实性的程序要求。[9]而在美国证据法中，任何一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都应被推定为不真实的。这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据此，控辩双方一旦向法庭提出某一实物证据，都要承担证明该证据“确属他所声称的那份证据”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法庭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挑战实物证据真实性的一方。[10]

美国证据法将广义的实物证据分为物证（real evidence）、示意证据（demonstrative evidence）、书证（writing）、录制证据（recording）等多种，并分别确立了具体的鉴真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鉴真属于实物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未经鉴真的实物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法官可以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例如，对于一份物证（如手枪），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手枪实际为被告人使用过的那把手枪；对于一份合同，鉴真是指证明它就是原告和被告共同签署过的那份合同；对于一份录音带，鉴真就是要证明该录音带确实录下了有关被告人试图贿赂某一官员的谈话过程；对于一份示意证据（绘图、照片、表格、清单等），鉴真则意味着要证明该证据准确地表述或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或者有关现场的情况……[11]

而根据中国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提取、保管过程，都需妥提出证据的一方加以证明；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伪造、变造的实物证据，也需要通过专门的证明程序加以排除。而在这种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和扣押清单起到了佐证和验证的作用。由此，鉴真其实成为实物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与美国证据法一样，中国刑事证据法也将鉴真设计成一种鉴别实物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按照实物证据的种类分布，鉴真可以被细分为物证、书证的鉴真，视听资料的鉴真，电子证据的鉴真。那么，究竟如何为“鉴真”做出一种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呢？

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其实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前者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后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

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物证是以形状、颜色、数量、重量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品或痕迹，书证则是以其所记录的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无论是物证还是书证，一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或者之中所形成的实物证据，侦查人员最多只是发现并收集它们，但不能“制作”或者“制造”它们。正因为如此，对物证、书证记载的事实信息，一般不需要通过鉴真方法来加以验证，而往往要依赖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例如，一把刀、一枚指纹、一滴血迹、一个脚印或者一种射击残留的痕迹，究竟包含了怎样的证据信息，这不是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专业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技术才能揭示的。对于物证、书证而言，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庭上出现的物证、书证就是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该物证、书证不仅来源是可靠的，也得到了规范化的收集提取、妥当的保管，并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同一性，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很明显，对物证、书证的鉴真带有“对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加以鉴别”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要物证、书证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提取和收集过程是规范的，证据保管是完善的，并且在法庭上出示的是提出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一份证据”，那么，对这类证据的鉴真过程即告完成。这种对鉴真所作的第一种定义，所强调的是物证、书证在从提取到出示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同一性，以避免物证、书证出现失真的情况。这是因为，控辩双方只要对某一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疑问，或者对法庭上出现的证据与原来提取的证据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那么，该证据的证明力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后一种鉴真的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都可以适用。无论是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是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等在内的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载体本身，它们的真实性固然是需要证明的，这一点与物证、书证的鉴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证据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声音、图表、照片、图像等，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出现的谈话、活动、场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的。对这些实物证据的内容与相关谈话、活动、场景的同一性的鉴别，就属于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将物证、书证的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的话，那么，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在对后两种实物证据的鉴真过程中，证据的来源、提取、保管、出示等立体化的程序环节，主要被用来证明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高科技手段所记录的声音、谈话、活动、图像等，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情况，而没有发生错误记载、遗漏记录或者任意增加的问题。如果说物证、书证属于办案人员“收集”或“提取”的实物证据的话，那么，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则属于办案人员“制造”或者“制作”出来的实物证据。为避免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出现伪造、变造，提出证据的一方需要对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这就需要那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便证明这些证据的内容不存在错误记载。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鉴真方法

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对鉴真制度的确立，属于借鉴美国证据法的结果。在鉴真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并没有建立证人当庭辩认的规则，也没有要求那些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实物证据的人出庭作证，而只是借鉴了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实物证据“保管链条”方法，要求运用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笔录类证据材料”，从实物证据的来源、提取、收集、保管等各个环节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

（一）美国证据法中的鉴真方法

在物证的鉴真问题上，美国证据法确立了两种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ready identification或unique identification），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chain of custody）。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也就是某一物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具有某些特殊的造型或标记，证人当庭陈述当初看到物证具有哪些特征，并说明法庭上的该项物证与原来的物证具有相似的地方。由此，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12]

作为另一种鉴真方法，“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也就是说，某一物证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特征，即便组织证人当庭辩认，也无法说清楚它具有特殊的造型、标记或其他特征。在此情况下，“独特性的确认”就变得无法适用了，取而代之的鉴真方法就只能是对该物证从提取到当庭出示的完整过程的展示。所谓“保管链条的证明”，其实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伪造、变造的物证，唯有经过每一保管链条的证明，才能使人相信这些在物品被发现时就具有的状态，在其接受检验、鉴定直至当庭出示时，都是一致存在的，而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否则，在有关物证的持有、检验、鉴定、出示或者其他处置环节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将被视为“保管链条的中断”。尽管这种中断并不必然导致物证可采性的丧失，但这毕竟属于物证鉴真环节上的缺陷，控辩双方可据此对该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合理的质疑。
地理标志，又称原产地标志（或名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第22条第1款将其定义为：“其标志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有关”。
欧洲尤其是法国，对地理标志、原产地标志的保护要求已经到了炙热的程度。我国现行《商标法》也规定了地理标志的定义：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地理标志是表明某一种商品来源于一成员方地域内，或此地理内的一地区并且该产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其身份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知识产权。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为是民事权利，是一种典型的私权利。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属下的一种，自然属于私权，但无论从使用还是管理上，又不同于其他如商标、专利等纯粹的私权，法律同时为它提供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屏障。

我国对地理标志提供“双轨道”保护。目前，我国的法律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见诸于纯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作为商标保护：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6条，《商标法实施条例》，2007年《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文件。
我国于1993年修改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现已失效），将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纳入商标法律保护体系，据此，1994年国家工商局制定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和检测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者服务商标”。2001年颁布实施的《商标法》第16条，加入了对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2002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商标法第16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 ……”
由国家质监总局于2005年颁布实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对于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有规范性使用标准的约束，如果违反规定可能面临被注销、停止使用的风险；对于其他生产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从上文件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实行的是“双轨道保护”。即一方面国家质监部门通过公权力实施主动保护，另一方面，允许将地理标准注册为证明商标，申请人通过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设定商标权后，借助于商标法进行司法及行政保护，后者体现的是私权性质的保护。
“双轨道”保护的精神一致
首先，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来看，两条轨道是保持一致的。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认评定规范》规定，申请人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法人或者事业法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不接受政府、企业或个人的申请。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监督和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的能力；（二）具有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而根据《商标法》及条例，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中含有地理标志，而申请商品又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容易误导公众，是不予注册的。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及集体商标注册或要求使用的，必须具备规定条件，如集体商标是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符合使用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参加该组织或直接正当使用该集体商标；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以及要求使用的，亦需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由此看来，质监局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与商标法及条例的规定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也是保持一致，并未有明显冲突。

其次，公权力保护与私权利救济，二者并不冲突。
在我国，对地理标志实施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双重保护，虽然从保护形式上看，两条平行轨道中的主管部门存在冲突，但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角度，反而是一种权利的加强。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主动、强制性地介入地理标志的监督、管理及保护，《规定》要求各地质检机构依法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施主动保护。对于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名称及专用标志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而使用该地理标志产品 的名称的；或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可见，质监部门公权力的主动、强制管理及权力干预，为地理标志的权利人提供了公权力保护的屏障。
而从商标保护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商标法排斥将地理标志申请注册为普通意义的商标，即《商标法》第16条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商标法实施条例》又规定，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使用该证明商标，控制该证明商标的组织应当允许。换言之，商标法虽然规定了申请人可以将地理标志申请为证明商标，但证明商标权利人并不能因此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私权，依然存在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可见，商标法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精神，与后来出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是一致的，二者并未有明显冲突。如果质监部门对地理标志的监督使用未能尽其所能时，权利人也可以借助于商标法的规定，对侵权行为通过司法途径提起诉讼。可见，“双轨道”的保护对权利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加强了权利保护的屏障。

“双轨道保护”缺乏统一，分工不明确。对地理标志的使用及管理，需要尽快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文件，为地理标志的保护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
我们认为，从保护精神的层面，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二者殊途同归，但在保护形式、管理部门以及规范性文件中，以及在管理及保护的细节操作中，仍然存在混乱。例如在质监部门的管理中，一旦认定了一项地理标志，便已排除了符合规定条件的第三方继续使用该标志。而商标法中则保留了在先权利人的继续使用权。曾经在媒体上见诸报端一度成为关注焦点的“三华李”一案，便是典型的个案。在翁源县获得“三华李”地理标志保护之前，如果“三华李”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种植，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品种名称，遍布岭南其他区县并大规模种植推广，其他地区销售的“三华李”称谓已深入人心，“三华李”的地域性称谓已逐渐淡化或弱化，此时再就“三华李”单独授予翁县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已违反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使“三华李”已被认定为地理标志，未来也不应否定其他已形成规模及知名度的区县继续使用该名称，否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产业发展，而是应通过其他方式予以纠正。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丰富的独特品质的农副土特产品，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由当地特有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的，保护地理标志，实施品牌经营战略，对于促进我国农副土特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大力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地理标志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尚属新生事物，但其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在各部门间合理分工，指定完善的保护规范，是健全地理标志保护的首要工作。同时加强地理标志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保护地理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议各部门能通过圆桌会议，将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出台统一、完善的保护规范，以健全其法律保护体系。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