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法定原则的选择与适用
韩克芳

一、历史考察
　　(一)国外罪行法定的渊源和发展罪行法定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适用法律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的规定。但作为一项原则立法的最早渊源，可算是英国大宪章。而作为一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思想，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当时，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思想家，以自然法思想为理论基础，基于追求人的解放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目标，针对当时的封建司法专横、罪刑擅断，提出了罪行法定的思想。后来，这一思想得到了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贝卡利亚在176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到：“只有法律才能对犯罪者规定刑罚……超出法律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另一种刑罚。”同时，德国刑法学家冯·费尔巴哈也对罪刑法定的思想作过系统而全面的阐述。近代意义上的罪行法定由一种法律思想被确立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最早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该《宣言》第5条明确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同时，该《宣言》第8条也明确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发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后来，法国在1791年的刑法典和1801年的拿破仑刑法典中均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此，罪行法定由思想变成法律制度并被近代欧美各国所普遍采用。二次世界大战后，罪行法定逐渐扩展为国际性法律原则。至今，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受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会防卫论的影响，在刑法或其他附属法律中推行缓刑、不定
　　期刑、保安处分等措施，使罪刑法定思想受到一定程序的冲击。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仍被明确规定在多数国家的宪法或刑法之中，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欧美，并传入了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二)我国罪刑法定的传入和发展
　　在我国，罪行法定作为一种思想，最早传入是在清末。但作为一项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却是近几年的事。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司法上强调司法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惩罚、镇压刑事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认为无产阶级要维持统治，就不能容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任何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未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能让其逃避刑事惩罚，否则，危害社会的罪恶行为就难以禁绝。因此，国家的职责就是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灵活运用刑法这一专政工具，打击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1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罪行法定被认为是束缚无产阶级手脚的东西，有碍于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专政，从而不能被刑法所确认。1979年刑法由于受当时特殊立法背景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影响，也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其某些条文中也隐含有罪刑法定的思想，但是体现不鲜明，内容不全面，贯彻不彻底，实际上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它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仅仅是受到了一些理论上的承认而已。这种没有得到立法确立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一直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妨碍着司法公正。2
二、现实选择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是否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中，一直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的争论。其争论时间之长久、程度之激烈，这在当代世界是少有的。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审慎的思考之后，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全面、认真总结79年刑法实施近二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刑事立法的经验，并结合现代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终于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从而使我国对罪刑法定的争论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突破性进展，成为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重大胜利。归纳起来，确立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实践证明，法治是治国安邦之道。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乱国。只有依法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要依法治国，就必须有完备的法制并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担负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民主、促进改革、服务四化的任务。为了有效地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和惩罚功能，修订后的刑法典明确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把要惩罚的犯罪和要对犯罪行为适用的刑罚作为专条规定下来，实现了罪刑法定关系的明确化、规范化，从而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依据，便于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操作，便于根除司法擅断、刑罚不公、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弊端，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便于司法机关顶住和消除来自各方面权力的司法干扰，严格依法定罪并依法用刑，保证国家刑罚的正确实施，充分发挥刑法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这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二)是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
　　罪刑法定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应当在事先就为人们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标准，使人们在法律范围内，能够充分享有自由，行使权利，免受刑法的意外打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权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也是运用法律来限制国家刑罚权，杜绝法官的恣意、专横和擅断，防止了滥定罪、乱施刑，有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实践证明，只有罪刑法定，人权才有保障，法律才有权威。如果法律事先并未告之公民不能实施某种行为，也就没有规定实施该行为后将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那么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国家就没有权力惩罚这种行为。若惩罚了这种行为，必会失去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公民的多余担心就没有了，即只要不实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就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这样，公民的个人自由就免受司法侵犯，人权就得到了最切实的法律保障。
　　(三)是立法理念的重大进步
　　97年刑法典，把罪刑法定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这是刑法理念上的重大转折和更新。长期以来，由于受国家主义的影响，刑事立法一直坚持从国家本位出发，把惩罚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人们注意到，刑法的功能不单是“专政”，而且具有惩罚与保护、惩罚与教育的双重性，并且二者还必须趋向平衡。可以这样说，1997年刑法确立的罪行法定原则体现了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权为价值核心的新刑法观的确立。这一新刑法观的确立，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刑事立法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的立法能够及时地、正确地适应社会实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可以规范我国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使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所界定的范围，从而使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彻底摆脱封建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实施依法治国。
　　(四)顺应了国际刑事立法的趋势
　　罪行法定已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个基本刑法原则，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确认。有些国家不仅在刑法典中加以规定，而且在宪法中也加以规定。可以说，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广泛地规定在各国的立法中，也更严格地施行于各国的司法中。早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明文规定：“任何人实行的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不作为，不得认为犯罪，不得科处该犯罪实行时应适用的刑罚为重的刑罚。”随后，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7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这充分说明，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的不断增加，在理论上的日益完善，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潮流。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有利于推进我国刑法同国际刑法的接轨，有利于开辟我国刑法发展的新时代。
三、司法适用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科学的立法，而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和遵守，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检验法制成败的标准，并不是立法的规模和数量，而是执法的实效，即法律被执行和被遵守的程度。我们不能认为只要取消了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确立了罪行法定原则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比在刑法典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罪行法定原则。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在当前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罪行法定原则的实质内涵
　　罪行法定原则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也甚为广泛，我们不能只对其作简单化的教条理解。笔者认为对新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的附属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单行刑法是指立法机关为应付某种特殊情况而专门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附属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为了保护该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规定的、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规定的总和。3第二，对于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必须定罪处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罪行法定原则既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禁绝司法机关法外施“法”，也排斥有罪不罚的情形，这与新刑法第4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相互一致的。
　　(二)补充刑事立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
　　刑法典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载体，但由于刑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犯罪的形式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刑法典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变化来适时而科学地通过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来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但是，这种修改和补充“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立法机关的补充刑事立法应当在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与其相抵触。今后应特别注重坚持以下几点：第一，补充增加新的罪名应当以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为标准。只能将那些在刑法中未规定但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上升为犯罪；第二，对新增罪名规定的法定刑应当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保持协调与均衡，既不能显得畸轻也不能显得畸重；第三，对补充立法的效力是否溯及既往的规定，应遵循新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能采用“从新”原则，或附条件地采用“从新”原则，否则，就与刑法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不溯及既往”的精神相冲突。4
　　(三)刑事司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应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罪刑法定并不排斥执法者的司法裁量，它应当也能够容纳司法裁量。但是，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裁量是应受到限制的，因而刑法对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一种无法司法，是一种人治的表现。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应严格适用刑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认为罪行法定就是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加以区别地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注释：
　　1参见张旭：《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第71页。
　　2参见张英忠：《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重大进展》，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第11页。
　　3参见陈兴良：《罪行法定的司法适用》，载《法学论坛》1997年第2期，第28页。
　　4参见杨春洗：《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典化——新刑法的一个重大发展》，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2期，第14页。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杭政〔2012〕4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杭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廉洁政府，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而努力奋斗。
　　第三条 市政府在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格局中开展工作。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四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第五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六条 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七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副市长联系、协调和处理有关工作。
　　第八条 市政府工作部门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九条 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条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促进全市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十一条 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二条 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第十三条 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结合的决策机制。
　　第十五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财政预算，经济调节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市政府规章、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需要由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或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讨论通过后报请市委决定。
　　第十六条 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区、县（市）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进行听证。
　　第十七条 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决定，建立反应灵敏、协调有效、覆盖全市的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厅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十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制定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拟订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原则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市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市政府。
　　第二十二条 提请市政府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审议的政府规章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前应当经市政府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
　　第二十三条 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深化政务公开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拓宽政务公开工作领域，深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形式，畅通互动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第二十五条 推进行政权力阳光运行。逐步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推进行政执法权的公开透明运行。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进一步清理、调整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办理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第二十六条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妥善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其他需要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规章、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开展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市政府每年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工作情况。对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提案，要高度重视，认真办理，并不断提高按时办结率和办理满意率。
　　第二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九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要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区、县（市）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要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
　　第三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12345市长公开电话与96666效能监督电话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畅通信访渠道，认真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每年安排时间下基层接访。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第三十七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的主任和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市政府重要工作；
　　（四）通报有关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或邀请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
　　（二）传达和贯彻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四）讨论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规章和重要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五）通报和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半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或邀请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三十九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常务副市长及相关副市长，秘书长、相关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相关副主任，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由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省政府或省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的全省性工作会议精神；
　　（二）研究决定需要市政府统筹协调的重要工作或重大活动；
　　（三）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第四十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副市长或秘书长召集和主持，或委托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属于市政府领导分管职责范围、需要统筹协调的业务事项；
　　（二）研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三）研究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或市委、市政府领导所作的批示、指示；
　　（四）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安排，具体程序按照《杭州市人民政府会议制度》、《杭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实施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协调、审核后提出，报市长确定。提请市政府专题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办公厅协调提出，报市长或市政府分管领导确定。会议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领导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向市长请假；市政府其他组成人员或参加人员不能出席会议，向秘书长请假。
　　第四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厅按有关规定办理。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召开，不邀请市政府领导出席，不邀请区、县（市）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第四十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意见》、《杭州市贯彻〈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等规定。除市政府领导交办的事项，必须报送市政府领导的绝密事项和少数特别紧急的涉外事项及重大突发事件外，各地区、各部门一般不得以机关名义直接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
　　第四十六条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意见和报告，应由主要负责人签发。请示应一事一报，并不得多头主送。报送市政府的请示类公文，单位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厅按照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市政府领导转请其他市政府领导核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发布的规章和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
　　第四十九条 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市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由市长或市长授权的副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文内注明经市政府同意的，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签发，特殊情况下由秘书长视情审签。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印发。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第五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市政府定期举办学习会、每年召开一次务虚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根据需要可扩大参加人员。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领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市政府领导每年累计下基层调查研究时间不少于60天，并坚持基层工作联系点制度。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领导不为部门和下级政府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和请假制度，遵守各项政务纪律。各部门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情况、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对超出职权范围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领导外出应按规定请假。
　　市政府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前发《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