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04号


（2001年7月2日上海市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的管理，维护移动通信用户、业务经营者和社会公众的权益，保障公用移动通信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公用移动通信基站（以下简称基站），是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通过移动通信交换中心，与移动电话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台。
本办法所称的移动通信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是指依法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获准在本市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向社会公众提供移动网络电话、数据业务和其他增值电信业务的单位。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站设置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无委会）是本市无线电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无委办）是市无委会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本市基站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通信、规划、环保、物价、房地、公安、市容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本市基站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发展规划）
市无委办应当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本市通信行业的发展需要和资源共享、合理布局的原则，编制本市基站的专业发展规划，报市规划部门综合平衡、批准后实施。
市无委办组织编制本市基站的专业发展规划时，应当听取经营者和相关方面的意见，经营者可以向市无委办提出基站建设的需求。
第六条（布局和选址要求）
基站布局应当根据基站专业发展规划和通信服务的需要，确定无线电覆盖范围，并达到国家通信行业的服务质量标准。
新建基站选址应当符合城市市容景观的要求：新建基站在居住区选址的，应当优先考虑设置在非居住建筑物上。
第七条（年度设置计划）
经营者应当根据本市基站发展规划、布局和选址要求，提出本年度基站设置需求，报市无委办。
经营者提出的年度基站设置需求中，基站布局或选址与其他经营者的基站设置有重复的，市无委办应当协调安排，避免重复设置。
市无委办应当根据本市基站发展规划和经营者提出的基站设置需求，会同市规划、环保、房地部门制定年度设置计划，并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基站设置资源共享）
城市公共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为各方经营者共享基站资源提供便利。
任何经营者不得通过签订排他性协议等方式独占基站资源。
第九条（选址申请和认定）
经营者需要设置基站的，应当符合年度设置计划，并在向市无委办提出基站设置申请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工程设计单位所编制的基站设置方案。
市无委办应当自收到选址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发给基站选址认定书；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设置独立基站铁塔和机房的，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设置基站的通知）
经营者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基站的，应当在建站前15天，持基站选址认定书，通知相关建筑物的产权人或者使用人。
设置基站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经营者应当将基站设置情况报基站所在地区、县规划和房地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基站使用费）
经营者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基站的，应当向该建筑物产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支付使用费。
民用建筑物设置基站天线的使用费标准，由市物价局会同市有关部门提出，报市政府批准后施行。
民用建筑物设置基站机房的购买费或者租赁费用，由经营者与该建筑物产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协商确定。
第十二条（基站天线设置补偿协议和使用费管理）
经营者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基站天线的，应当与该建筑物的产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按照使用费的标准，签订基站天线设置补偿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使用费。因民用建筑物所在物业管理区域尚未依法组建业主委员会而无法签订基站天线设置补偿协议的，经营者可以采取公证提存的方式支付使用费。
基站天线设置使用费应当列入该建筑物物业维修基金，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基站设置）
基站的设计与安装，应当按照国家建筑方面的有关规定进行，不得危及相关建筑的安全。
在设置基站的过程中对建筑物或者构筑物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基站的验收）
基站投入正式运行前，经营者应当按照无线电管理和环境保护要求，向市无委办、市环保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
市无委办、市环保部门在收到验收申请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该站的站址、发射功率、电磁辐射水平和景观等项目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的，由市无委办、市环保部门颁发《电台执照》和《电磁辐射环境验收合格证》。
第十五条（基站的运行与设置变更）
经营者取得《电台执照》和《电磁辐射环境验收合格证》后，方可按照核定的内容，将基站投入正式运行。
基站投入运行后，应当确保基站周围环境中的电磁辐射水平符合国家规定。
基站运行变更核定内容的，经营者应当向原批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基站停用或者撤销时，经营者应当向市无委办办理注销手续，并向市环保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基站的拆迁）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迁投入运行的基站设施。特殊情况必须拆迁的，应当征得相关经营者同意，由提出拆迁要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拆迁所需费用，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因市政建设项目需要拆迁基站设施的，经营者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拆迁人应当事先通知经营者，承担基站拆迁所需费用，并与经营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拆迁人应当待经营者对受基站迁移影响的通信业务作出妥善处理并确定迁移方案后，再实施基站迁移。
第十七条（政府的保障）
各级政府应当保障基站的设置，维护移动通信的安全。基站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遭受破坏，致使移动通信网络中断的，各级政府应当尽力协助经营者抢修，及时恢复移动通信。
第十八条（基站设施的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经营者依法从事基站的设置和维护。
从事施工、生产、种植树木等活动，不得危及基站设施，妨碍移动通信网络畅通；特殊情况可能危及基站设施安全时，应当事先通知相关经营者，并由从事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负责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违反前款规定，损害基站设施或者妨害移动通信畅通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予以修复，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九条（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或者未经验收，擅自设置基站或者将基站投入正式运行的，由市无委办责令停止运行，补办设置手续；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处以罚款；对不符合设置条件的，应当予以查封，或者没收设备。
第二十条（治安管理和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行政违法行为的追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执行者，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其它公用通信基站）
集群通信、寻呼通信、卫星移动通信和无线接入通信等通信方式的各类公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临时公用通信基站）
执行特殊通信、应急通信等任务设置临时公用通信基站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2001年7月5日
试析我国专利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 徐巍


[内容提要] 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法理论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基础，强调制度的补偿功能，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本文分析了TRIPS协议对我国第二次修改专利法的影响，从侵权行为形态、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赔偿数额、诉讼时效和证明责任等六个方面讨论了现行专利权保护制度与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的不同之处，以求进一步认识现代侵权行为法的新理念。
[关键词] 专利权 TRIPS 侵权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专利制度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这以后来出现的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重要标志。
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和制度以损害事实的实际发生为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制度功能主要是填补损害，使被侵权人能够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过的状态。 [1]这种制度对制止侵权准备行为、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没有予以充分关注。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的权利，权利人无法通过占有的方式加以完全控制，因此，更加需要一种具有预防功能的保护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TRIPS协议的规定反映了当代世界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新发展：一、“一切侵入他人权利或利益范围的行为”即为侵权行为①，而不论行为人主观状态如何、损害事实是否发生，对此行为即可予以制止；二、传统民法的“损害填补”原则已被突破，很多国家已采取惩罚性的救济手段，以充分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和有效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2]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一》）和《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二》）。上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于2001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从而构成了我国新的专利权保护制度。
本文将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专利法中与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不同的特别规定，从而引导我们对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反思和观念的更新。
一、侵权行为形态
侵权行为形态是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侵权行为作出不同的分类，这对于明确各种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3]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可以根据行为本身是否涉及专利技术内容，分为两类：
（一）实施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行为构成侵权必须满足两个前提要件：（1）以生产经营为目的；（2）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根据《专利法》第11条规定，有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他人发明专利产品或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2、使用他人发明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3、制造、销售或进口他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根据《实施细则》第2条，专利法中的发明创造是指技术方案或设计方案，而不是具体的产品，这就是专利权的无形性。因此，只有制造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制造产品才涉及专利本身，是对专利的直接利用。若符合两个前提要件，即构成直接侵权。
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等行为不直接涉及专利本身，仅涉及专利的载体——产品，是一种间接利用。实施间接利用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在前的直接利用是否合法有关。如果该专利的制造或销售不合法，则其后的间接利用只要符合两个前提要件，即构成间接侵权。
但是，如果专利产品合法制造并合法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该产品的，即使未获得专利权人的专利法意义上的许可，不构成侵权，这就是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理论界对上述情况另一种解释是“默认许可”，即专利权人在专利产品首次合法售出时没有明确提出限制条件，即可推定购买者获得了可以随意处置所购产品的默认许可。[4]
进口行为则较为特殊，从行为性质来说，进口应属于对专利的间接利用。但是专利权的地域性是十分明显的，当某项专利在一国获得保护，而他人未获许可将第三国非法制造的专利产品进口到该国境内，其性质无异于在该国内制造该专利产品。因此，应将进口行为视为直接侵权。
实践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专利权人的同一项发明制造在两个国家同样获得了专利权，在一国合法制造的专利产品合法售出后，购买者将其购买的专利产品进口到另一个国家，从而构成了理论界所称的“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是否需要专利权人的许可？对此存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专利法》第11条规定来看，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同意而且进口专利产品，当然也应包括在外国合法采购的专利产品。另外，“平行进口”必然会损害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独占许可和排他许可中的被许可人）的利益，因为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利用权利独占性来保持专利产品在一国的数量平衡，而“平行进口”会破坏这种平衡。
但是，TRIPS协议在第28条中规定专利权人的进口权时，明确规定不得用来限制第6条规定的“权利穷竭”原则。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任何有违公平、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或消极因素。[5]目前国内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竞高、超标的趋向，应当予以控制。
因此，目前我国专利法未禁止“平行进口”，从理论上讲也不应当禁止“平行进口”。
（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这类行为不涉及专利技术，而是侵害专利权人的标记权，《实施细则》第84条例举了以下四种形式：
1、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2、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3、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4、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号、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上述例举是穷尽式的。这里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个是“过失假冒”，指行为人本意是想冒充专利，随意杜撰了一个专利号，而碰巧与某人获得的某项专利的专利号相同，这时，该行为人即使无假冒的故意，其行为结果仍然构成了假冒他人专利。
另一个是“反向假冒”，指行为人将合法取得的他人专利产品，注上自己的专利号予以出售。反向假冒经常出现在商标侵权中，但不排除反向假冒专利的可能性。这种行为显然不构成“假冒他人专利”，但事实上侵害了合法专利权人的标记权，仍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 [6]根据《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有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等三种形式。在专利侵权中，对这三种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什么？
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充分理由应知道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②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确认了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无过错责任” 。[7]但若注意到上述条款中“在适当场合”的限定，则可以发现这种认识过于绝对。我国专利法没有采用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在某些场合则采用了一种混合的归责方法。
原《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对上述间接侵权行为，显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种规定与许多外国的做法不同，[8]也与TRIPS协议的上述规定不一致。
修改后《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销售者或使用者只有符合“不知道”和“来源合法”两个条件时，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但仍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害和消除影响的责任。也就是说，对善意的销售者或使用者来说，停止侵权和消除影响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赔偿责任适用过错原则。
这种混合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不能延及制造或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制造和进口采用的是“绝对保护”，制造或进口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与行为者的主观意图无关。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错不是专利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专利权时，不必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时，对停止侵权责任（包括消除影响）适用无过错责任，[9]而赔偿损失责任则按不同的场合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对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来确定不同的民事责任，这与传统理论对专利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认识相比，[10]是一项的重大改进。
三、实际损害与即发侵权
民法对物权的保护可分为防卫性保护和进取性保护。前者指物权的完满状态，受到不法侵害或可能受到不法侵害时，物权人基于物权请求权（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返还原物）能够得到的保护；后者指物权受到侵害并发生财产损害时，物权人基于债权请求权（赔偿损失）能够得到的保护。[11]
传统侵权行为法的重点在进取性保护，这种保护是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前提的。防卫性保护也侧重于不法侵害已经存在的情况，而对即将受到侵害的权利人的保护则力度很小。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消除危险的责任方式，其应用范围仍十分有限，只在有关高度危险作业的场合才规定了权利人可以对潜在危险有防卫性的请求权。
知识产权与物权明显不同，其非物质性决定了它极易溢出权利人的控制范围，因此，采用传统的物权保护方法远不可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
在“北京天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北京通州区运河化工厂商标侵权案中”，被告从为原告生产外包装桶的第三人处购入刻有原告商标的外包装桶4160个，原告于1998年诉至法院。法院发现当时商标法及实施细则未明确规定这种行为是否侵权，最终按原商标法第38条第（4）项兜底性规定，判决被告停止侵权（销毁并不得购买或使用）、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合理费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