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４０号
《海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经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０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２６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阮崇武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海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省农民承担的费用和劳务（以下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除向国家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包括管理区、村民委员会，下同）提留、乡（包括镇、办事处，下同）统筹费、劳务（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国家、省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规定的其他费用。
前款规定的各项费用和劳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以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在涉及农民负担的活动中，必须遵守《条例》和本细则。
第四条 省、市、县（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同级农业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
乡人民政府主管本乡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经营管理站负责。
第五条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集体经营收入，兴办农村各种民办公助事业，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
第六条 农民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乡为单位，以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据为依据，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５％。
第七条 乡统筹费提取标准控制在村提留、乡统筹费两项总额的６０％以内。
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提取标准控制在乡统筹费的５０％以内。
五保户供养费用在乡统筹费中列支。
第八条 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出５至１０个义务工，参加当地修缮校舍、抢险救灾、修路补桥和植树造林。抢险救灾任务重的，可酌情增加，由乡人民政府提出，报市、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九条 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出１０至２０个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第十条 从事种养业的农民，村提留按承包土地（含水面）面积计提或承包项目的产值（产量）计提；乡统筹费主要按农村人口或劳动力计提，也可按经济收入计提。
第十一条 经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村提留和乡统费按户籍所在乡上一年人均纯收入５％计提，最高不得超过７％。本项费用不计入本细则第六条规定的限额比例以内。
第十二条 在乡、管理区、经济合作社办农场、企业就业的农民，村提留、乡统筹费按本细则第十条规定计提。
第十三条 收入水平在本管理区平均线以下的烈军属、伤残军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困户，可免交村提留。
第十四条 乡人民政府评定的贫困村，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乡经营管理站审核、乡人民政府同意，报请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适当核减乡统筹费。
第十五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实行全年统算统收制度，由管理区和乡人民政府分别组织收取。
第十六条 村提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会同管理区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提出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人民政府备案。
乡统筹费，由乡人民政府商乡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乡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连同村提留预算方案一并报市、县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村提留、乡统筹费提取的比例由乡人民政府商管理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决定。
通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预、决算方案应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七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应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集体经济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村提留属于经济合作社所有，由管理区设专业会计代管。管理区按照资金权属设若干经济合作社帐户，分户结算，不得改变资金权属关系。经济合作社帐户应设立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个科目，各科目当年提取限额比例在预算方案内作出安排。
村提留中的管理费用于经济合作社、管理区两级干部误工补贴和办公开支。
村提留由乡经营管理站负责审计。
乡统筹费属于乡全体农民所有，由乡经营管理站管理和核算，设立乡村办学、优抚、计划生育、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修建、民兵训练六个科目，各科目当年提取限额比例除乡村办学按本细则第七条规定执行外，其余五项在预算方案内作出安排。
乡统筹费由市、县人民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审计。
第十八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属于集体资金，不得混淆和改变其资金性质和用途，不准平调、挪用到本社、本乡以外使用。
第十九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每年年初由乡人民政府商管理区提出当年用工计划，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年终由管理区张榜公布用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条 义务工和积累工以出劳为主，也可以以资代劳，但必须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
因病或伤残，不能承担义务工和积累工的，经本人提出申请，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评议，管理区同意，可以减免。
第二十一条 乡人民政府建立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登记证制度。农民持证直接向管理区、乡人民政府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和登记劳务出勤。
第二十二条 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项目设置、标准制定和调整，由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省物价、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共同审核，联合发文，方可执行。重要项目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向农民集资，必须在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违反有关农民负担规定的行为。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接到举报，应当及时查处或者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有关农民负担规定设置的收费、集资、摊派、罚款、基金等项目，由省、市、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已非法收取的款物，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如数退回给农民。
第二十六条 违反农民负担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提请上述人员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农民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管理区（村集体经济组织）、乡人民政府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不得无理拖欠。
对无理拖欠、拒交村提留、乡统筹费者，应进行教育，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由乡人民政府从拖欠、拒交之日，按日加收１４‰的滞纳金；拒不缴纳的，乡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从拖欠拒交人收入中扣缴（包括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民事调解制度的立法构想
王伟杰 黑龙江省孙吴县法院
论文提要：民事调解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民事纠纷化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被被誉为“维护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现行的调解体制是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弊端。笔者试途通过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分析，提出调解制度立法的构想。全文共3250字。
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别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在制度上对民事调解给予充分的肯定。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大量适用简易审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然而，对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却只见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立法对适用调解的受案范围、程序等未作界定，与其他结案方式比较，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太过宽范。
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历史
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调解在中国有着优久的历史，早在西周在铜器铭文中就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调解成为司诉的原则，两宋时期，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加，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大力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体系，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中国实行开来。建国初期，审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战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审判与调解紧密结合，直到1979年我国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明确了调解的原则为“自愿和合法”，适用范围包括一、二审、再审，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审判实践，纠正了调解与判决贩关系。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量简易审理的案件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如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民法院2003年收案996件，审结983件，其中调解结案413件，占结案数的42%，2004年收案871件，结案856件，其中调解结案436件，占结案数的50.93%，而两个基层法庭所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七成为调解结案，由此可见，民事调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解决纠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享有“东方经验”之美誉的法院调解制度，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本质上是一种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私法纠纷领域的廷伸，是一种当事人主义。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随意启动调解程序。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含概了程序合法、实体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意味着调解没有独立的程序。法官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有悖于当事人主义的调解原则，使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二是调解无具体期限，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所采取的是调审合一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较之判决，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对的时间内提高办案数量、回避法律适用，减少上诉案件，法官的风险最大化地降低，这无疑促使法官更多地适用调解。也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限制了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监督功能。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一经生效，即表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产生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效果，除个别特殊案件(如调解和好的离婚、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诉、上诉，因而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调解协议或送达回证上的签字属于自愿，当事人尽管可能无奈，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愿”，除严重违反程序外，使当事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从而导致再审的机会几乎为零。
三是对违法调解缺乏制约。法官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但在多数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诉至法院，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第三人利益，我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三、民事调解制度立法的构想
鉴于此，建立完善的调解制度立法十分必要。
首先，制定调解程序法，明确调解的受案范围、调解的启动、期限。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的案件当事人不请求调解的，人民法院也应进行调解，对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针对调解的启动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上的选择权，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一旦当事人不愿以此种方式解决纠纷，即转入审判程序。调解的期限以20为宜，在同一个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程序是法庭在经过庭审、认定案件事实后，审判人员应告知当事人，转入调解阶段，并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如双方一致同意，则告知其调解期限；如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得按调解期限，试行调解；如双方均不同意，则应转入下一个程序，移交审判庭及时判决。
其次，制定调解实体法，明确法官职能。承办案件法官在判决前对当事人的接触，存在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的问题，因此，应借鉴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如英美民事诉讼程序中，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法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同时，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最后，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协议生效以调解书送达为生效条件。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在审判实践中，反悔是调解中经常出现的，反悔权的行使动摇了法院调解的权威性。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
注释：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许小澜 庄敬重：参见《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其改革》第二章。
3、《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