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的通知
黑龙江省鹤岗市人民政府
鹤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的通知
鹤政发〔2011〕2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驻鹤各单位：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行政责任，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加大工作落实和执行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是指市政府对所属部门和县、区政府（以下简称行政机关，特殊情况可约谈中省直驻鹤单位）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不及时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其领导的机关（系统）政令不畅、秩序混乱、效能低下，损害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照本暂行办法予以警示约谈并追究责任。
本暂行办法所称市政府所属部门，是指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管理的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派出机构。按属地双重管理原则，中省直驻鹤单位纳入市政府警示约谈制度范围。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市政府所属部门和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副职（以下简称行政领导）。
第三章 约谈依据
第四条 行政领导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市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监督，严格依法行政。
第五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行政领导警示约谈，并视情节追究责任。
（一）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市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的；
（二）不正确、不及时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三）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
（四）违法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五）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政务公开的；
（六）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瞒报、谎报、迟报、漏报或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的；
（七）对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监管不力或发现隐患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措施不力，出现重大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八）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九）截留、滞留、挤占或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十）在决定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投产等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十一）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二）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十三）本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十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和改进，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造成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
（十五）决策失误造成行政诉讼败诉或在行政复议中具体行政行为被改变给国家造成损失的；
（十六）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行政监察部门、审计部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决定的。
（十七）未按照有关规定，擅自发布不准确信息，造谣生事，以讹传讹，影响正常工作开展的；
（十八）对重点督办事项推诿塞责、态度消极、拒不执行的；
（十九）上报市政府的工作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解释不清，影响工作推进的；
（二十）未有正当理由，对所承担工作执行不力、影响进度、影响市政府全局工作的； （二十一）过度强调部门利益，拒不执行市政府决策的。
行政机关有本暂行办法之外的其他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对行政领导警示约谈的，依照本暂行办法警示约谈。
第六条 行政领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警示约谈：
（一）违反规定泄漏国家秘密或所掌握的工作秘密的；
（二）违反《鹤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有关政务工作的意见》等规定，不按程序办事，违反工作纪律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以掌握的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亲属牟取利益的；
（四）对本行政机关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纵容的；
（五）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或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案件查处，以及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六）对本部门工作情况不清楚，无法履行主要领导职责的；
（七）行为有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人品人格，造成社会舆论负面影响的；
（八）依仗职权搞特殊化的。
行政领导有本暂行办法之外的其他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对行政领导的警示约谈，依照本暂行办法警示约谈。
第七条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应的行政领导警示约谈：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署名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检举、控告材料；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警示约谈建议；
（四）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警示约谈建议；
（五）审计、政府法制、政府政务督察等部门提出的警示约谈建议；
（六）部门工作考核结果或绩效评估结果；
（七）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八）其他反映部门或行政领导存在警示约谈情形的材料
第四章 调查核实
第八条 警示约谈程序启动后，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责成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当面汇报情况。
第九条 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市长的指示，成立由法制、监察等部门参加的调查组，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
被调查的部门和行政领导在接受调查的同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纠正错误或改变工作不力的局面，挽回损失，减少不良影响。
第十条 调查组成员与拟被问责的行政领导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实行回避。
第十一条 在调查过程中，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应当向调查组作出书面说明。
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对调查组的调查工作予以协助。
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提请市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暂停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执行职务。
第十二条 调查核实工作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向市长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警示约谈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是否警示约谈的具体建议。
第十三条 属了解工作情况性质的约谈，不安排调查组调查。
第五章 警示约谈
第十四条 市长接到调查报告后，作出警示约谈或不予警示约谈的决定。对行政领导作出的警示约谈或不予警示约谈的决定，由市政府办公室书面告知提出警示约谈建议的有关机关或个人。
第十五条 市长确定警示约谈后，由市政府办公室按领导指示，下发《警示约谈通知书》，告知警示约谈对象，确定警示约谈的时间、地点、方式、内容。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行政领导被警示约谈的，根据情节和表现，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调整工作岗位；
（五）责令辞职；
（六）建议降职或免职。
采用本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方式警示约谈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七条 对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以批评教育为主，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行政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对追究责任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接到复核申请后，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市政府办公室在７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第二十条 市长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追究责任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可以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并追究调查组调查人员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和县、区政府可以参照本暂行办法，对本部门内设机构、本级政府所属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
关于医疗行为举证责任问题的思考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 主任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主任
郑雪倩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刘凯
举证责任是指一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提供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
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由负担举证责任一方承担不利后果。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颁布并实施之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一般民事侵权案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颁布且实施之后，笔者对于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诉讼程序过程中证明责任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意见。
一、 对于医疗行为举证责任的认识
（一） 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医疗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但因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民事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此解释出台之后，很多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均认为只要是患者到医院就医时与医疗机构所发生的纠纷，患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即所有的证明责任均由医疗机构承担。此种是理解是片面地、错误地。患者到医院去就医，除与医疗机构发生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例如：1、病人指责病历真伪的问题。2、病人在医院摔倒、财物被盗。3、病人指责医院未尽注意义务(护理不周、未给穿衣盖被、送饭、保管等)。4、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处分权等等普通民事侵权的法律关系。上述医患之间发生的纠纷不是因医疗诊疗技术行为所引发地，因此，不适用前述最高院司法解释第四条第（八）项的规定，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以，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所引发的非医疗行为所导致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
（二）即便是因医疗技术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也不等于患方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这一司法解释颁布后，许多患者产生了误解，认为只要因医疗技术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患方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均由医院举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大法官在2003年3月26日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有些同志对此规则还存在片面理解或者误解，甚至误导。因此，我在这里重申：对医疗行为引起地侵权诉讼，司法解释规定地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涉及医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医方已尽到自己的职责，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地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地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地“正置”部分的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由医方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有意义，否则，应当依法驳回患方的起诉和诉讼请求。”因此，由黄松有大法官的讲话可以看出，即便是因医疗技术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也不等于患方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
二、医疗机构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规定在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中施行举证责任倒置，是考虑到此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着多种可造成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的情形。首先，医学科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医疗机构举证不能。众所周知，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医学又具有复杂的多变性、局限性，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再加上医学的特殊性、风险性和人体的差异性，在医疗诊治过程中对某疾病的治疗所产生不良反应，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对和错回答。例如医疗意外，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学技术水平限制等，另外，在临床用药中，由于药物本身或多或少都具有致毒的副作用，并且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相同的药物适用于不同的个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医学科学自身的发展是造成医疗机构举证不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因患者的原因造成了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此方面包括：(1)患者来就诊前的情况医生不掌握。如一些特殊疾病的隐匿性，不做CT、核磁等检查，无法确诊。但如若患者稍有症状就进行全面检查又存在加重患者费用负担的问题，并且此种情况可引发国家医疗保险费用增加，如检查后患者一切正常，患者会因增加费用向医院提出没有检查必要的问题，引发医患之间的矛盾，使医务人员处于两难的境地。(2)患者拒绝治疗和隐瞒病史产生的后果无法举证。如患者或者家属不同意手术，不配合进行特殊检查；死亡患者家属拒绝解剖检查病因，并且拒不在病历上签字，患者不如实向医生陈述病情等，在此种情况下，医生不能强迫其签字，并且有时也无第三人在场，甚至有时派出所的公安民警在场也不愿做证人签字，医院很难举证。(3)患者出院后的情况医生不掌握。出院后病人使用何种药物治疗，产生何种疾病又到何处就诊，对其疾病后果的发生有无影响医院无法监控，当然也就无法举证。(4)门诊病历、小本、X片、CT、病理片等有关资料可以被患者拿走，有些是由患者自己保存，其拒不交出，也可造成医疗机构无法举证。(5)病人假冒他人姓名住院治疗，医院无法提交其真实姓名病历等。
上述客观情况均可以造成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然导致医疗机构的败诉。立法者在规定此类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时，未能对以上诸多情形予以考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三、 国外举证责任分配的情况
我国与日本和德国同属于大陆法系，在实体法及程序法的规定尤
其是立法理念上有诸多相同、相通之处，因此，这两个国家在诉讼程序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对我们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德国，一般的民事诉讼当中，诉讼双方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以表见证明这一原则为前提的，在适用表见证明的情形下，被告方当事人所负担的责任，是证据提出责任，若未能提出反证，并非当然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败诉，须视法官本于心证的程度如何而定，如果法官依据原告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依据自由心证仍不能对案件的客观情形予以判断，则此时，法官会依客观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对负担本证责任当事人为败诉判决，因此，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德国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与我国有相通之处；在医疗纠纷诉讼程序中，德国司法实务上施行有限制的举证责任倒置，此点与我国现行的只要是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就施行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是不同的，之所以说德国司法实务上施行有限制的司法实务是因为，在德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须有两个前提——1、须有重大诊疗过失存在。所谓重大诊疗过失，是指明显地违反医学界所公认地规范为前提。2、诊疗过失必须具有足以引起所生伤害的性质。
因此，德国在医疗纠纷诉讼程序中施行的是有限制的举证责任倒置，与我国现行的只要是因医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就完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是不同的。
在日本的民事诉讼当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是以大概推定这一原则为前提的，所谓大概推定原则，可以用一个案例来解释：某人到医院注射疫苗，但因医生误将甲种疫苗当作应给患者注射的乙种疫苗对患者进行了注射，造成了患者抽搐，则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仅需自身存在抽搐这一损害后果，以及如若医生没有错误注射疫苗自己不会抽搐进行举证，则此时法官会依此推定医生存在过失，医生如果不能够证明没有错误注射，或错误注射是由其它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引起的，则会承担败诉的后果。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程序中，司法实务也是依据此原则作为医患双方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原则。根据大概推定的概念可以看出，大概推定原则的目的，在于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责任，并不等于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日本司法实务界，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所引发的诉讼程序中，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也不是举证责任倒置。
除德国和日本两国以外，在美国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也并不完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原则，而是法官依据案件情况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至今美国有34个州运用事实本身说明过失这一原则减轻了患者的举证责任。目前，在国外仅对手术器械遗留在患者体内这类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如前所述，日本、德国这两个国家与我国同属于大陆发系，在实体法及程序法和立法理念上，三国均有相同、相通之处，并且在私法领域内，两国在立法技术诸多领域相对于我国来讲是走在前列的，德国、日本及美国均不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程序中规定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而是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深思地。
四、 笔者的建议
如前所述，医学科学是一门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科学，其自身仍然存在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加之患者自身客观或主观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我国现今医疗行业的客观情况，“一刀切”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分配原则恰恰是对公平原则的破坏——虽然笔者也认为从世界的潮流来看在特定的情况或事件中加重医方的举证责任是一个趋势——此点在德国医疗纠纷诉讼中已有体现，但是，制度的优化须有一个渐进地过程，不可一蹴而就，笔者认为，涉及医疗技术行为不能简单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和过错推定原则判案。应根据医疗的特殊性、风险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医学的许多不可认知性，在由一般的医疗诊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诉讼程序中采用原、被告就其自己的主张共同举证责任。原告举证被告的过错，被告举证自己无过错，由法官根据证据来源、真实性等等来进行判断是非，公正判决。如果双方都存在不能举证或不能完全举证，各自应按不能举证比例承担败诉责任；在因重大诊疗过失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诉讼程序中，则借鉴德国司法实务界的做法，施行有限制的、严格的举证责任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