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局


国家环境保护局法规性文件管理办法

1990年3月12日，国家环保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环境保护法规建设科学化和规范化，加强对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以下简称法规）以颁布机关和效力等级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发布的为法律，包括法和条例；
（二）由国务院批准发布的为行政法规，包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办法和决定；
（三）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或国家环境保护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联合发布的为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和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环境保护局或国家环境保护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联合组织拟定、送审与发布法规的过程。
本办法所称司（办）均为国家环境保护局机关职能机构。
第四条 政策法规司归口管理法规的计划、起草、送审、备案、修正和废止工作，负责与上级机关、有关部委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法规制定和管理方面的联系。

第二章 法规的拟定
第五条 政策法规司根据每一阶段环境保护的任务及重点，组织拟定环境保护的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检查实施情况。
第六条 各司（办）应将本司（办）翌年准备起草或制定的法规填写立法申报表（见附件1），于每年10月底之前报政策法规司；政策法规司根据立法规划，进行综合平衡，拟定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年度立法计划，经局领导审定，报国务院法制局。
国家环境保护局年度立法计划经批准后，印发各司（办）。
属于计划外急需拟定的法规，视经费等具体情况，经主管局长批准后，可作为年度立法计划的补充计划实施。
第七条 综合性法规，包括与有关部委联合起草的综合性法规，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起草；专业性法规，包括与有关部委联合起草的专业性法规，由有关业务司（办）负责组织起草。
各业务司（办）应就法规起草工作指定业务处（室）的专人与政策法规司联系。
第八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法规，由有关司（办）根据上条规定组织起草工作；起草重要法规时，可设起草领导小组进行指导，设立起草领导小组须经主管局长批准。
第九条 法规一般应对制定目的、适用范围、主管部门、具体规范、奖惩办法、施行日期等作出规定。
第十条 法规的内容用条文表述，每条可以分款、项、目，款不冠数字，项和目冠数字。法规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整个法规应当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用词准确规范，文字简明，不得与其他法规相抵触。
第十一条 法规初稿应在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
第十二条 法规初稿完成后应由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可行性进行论证。专业性法规的论证，应征求政策法规司的意见。涉及其他司（办）业务管理范围的法规，应征求有关司（办）的意见。论证完成后，报局办公会议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在法规所涉及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
第十三条 根据征求的意见对法规条文进行修改，形成待送稿。负责组织起草专业性法规的司（办）基本完成所负责的起草工作后，撰写起草说明，整理有关资料，将待送稿连同征求的意见及起草说明等资料经主管司长阅签后，一并交政策法规司。
起草说明应包括立法目的、起草过程和对法规内容的说明；有关资料应包括法规待送稿各条款的法律和政策依据、有关专业术语的解释及背景资料等。如经协调后有关部门仍对法规条款有不同意见的，应予以说明。
第十四条 政策法规司负责对法规待送稿进行审查和修改，必要时可再次征求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专业司（办）对审核、修改工作应给予配合，最后形成法规送审稿及送审说明，由政策法规司写出送审报告（见附件2），报局务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法规拟定工作结束后，政策法规司应由专人将法规起草过程中的文件、征求的意见、信函、论证结果、背景资料等材料整理存档。

第三章 法规的送审与发布
第十六条 凡上报国务院的法规，其送审稿和送审说明，经国家环境保护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局长审核签署，报国务院；与有关部委联合起草的法规，必须经各部委首长会签后报国务院。
第十七条 经国务院批准，授权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的行政法规，由局长签署发布令。
第十八条 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的部门规章，凡涉及有关司（办）职权的，应由有关司（办）会签，经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局长签署发布令或行文发布。
第十九条 发布令应包括批准机关和发布机关、序号、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全称、批准日期、生效日期和签署人等项内容（见附件3、4）。
第二十条 经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签署发布的行政法规、规章、全文刊登在《中国环境报》上，不另行文。
第二十一条 国家环境保护局与有关部委联合发布的部门规章，由有关部委首长联合签署发布令，或联合行文发布。
会签工作由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司（办）承办。
第二十二条 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司（办）应于国家环境保护局令发布后的20日内将部门规章文本、起草说明一式30份，及有关材料一式5份送政策法规司备案，并由政策法规司报国务院法制局备案。

第四章 法规的修正与废止
第二十三条 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修正：
（一）根据政策规定有必要进行修正的；
（二）部分规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有必要进行修正的；
（三）有关依据发生变化或因有关法规的修正、废止而必须进行修正的；
（四）规定的主管机关或执行机构发生变更而影响法规实施的；
（五）需要规范有关规定而必须增减其内容的。
第二十四条 法规修正程序，按照本办法有关法规拟定、送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执行完毕或因情况发生变化无继续施行必要的；
（二）因有关法规的废止或修正而失去立法依据的；
（三）同一事项已被新法规所规定并公布施行的；
（四）规定的施行期限届满的。
第二十六条 除法规规定废止内容和施行期限届满自行废止的法规以外，其他法规的废止应经国家环境保护局局务会议通过，由局长签署发布令予以公告（见附件4注）。需报国务院废止的法规，经局务会议通过后，由政策法规司办理。
综合性法规的废止由政策法规司提出；专业性法规的废止由有关业务司（办）提出并经政策法规司同意。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结果加重犯是刑法立法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内容。加重结果范围的界定主要涉及情节加重犯和次生结果之归属。相应地，加重结果范围之对象也就涉及基本行为的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是否应当被涵括在内，如甲在故意枪击乙的过程中不慎将丙杀死，此时丙死亡的结果是否应当属于加重结果?笔者认为，应贯彻直接性原则，即基本行为的被害人和加重结果的被害人必须同一，否则排斥结果加重犯的适用。目前，我国有关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可分为两类:致“人”重伤、死亡类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类。

一、致“人”重伤、死亡。我国刑法关于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包括第115条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21条的劫持航空器罪，第263条的抢劫罪等。这类条文并没有严格区分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与受基本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之间的界限。在该类罪名的罪状表述中，通常以“致人重伤的，处……;致人死亡的，处……”的立法表达方式。该类罪名中，被“致”重伤、死亡的人并不特定，并未仅限于基本行为的被害人，而是扩张到受基本行为侵害的所有人。

上述罪名中，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属于具体危险犯。尽管立法并未明确将“足以产生致人重伤、死亡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作为上述罪名既遂的标准，但刑法第14条“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暗含了以具体危险的存在作为既遂标准。在具体危险犯中，实害犯是其加重形态，大多以结果加重犯的形式出现。而劫持航空器罪，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属于典型的抽象危险犯，这类犯罪的加重结果有两种形态:一级加重结果为具体危险犯，二级加重结果则为实害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则均属于结果犯，其加重形态分别为基本犯罪行为所并不包含的重伤和死亡结果。

不难看出，立法“致人重伤、死亡”中“人”之范围界定与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没有任何关系，被加重的基本罪涵盖了刑法所能容纳的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三大既遂标准的每个领域，并无规律可循。

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这类罪名的罪状通常采取“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的立法表达方式，这里的“被害人”在立法中并不是统一的表达方式，而是类型性被害人的总结。如立法中出现了被绑架人、被组织人、被运送人、被就诊人、被强迫卖淫的人等用语，因为这类人具有主体的同一性。这类罪名主要包括刑法第236条的强奸罪，第239条的绑架罪，第260条的虐待罪，第358条的强迫卖淫罪等。

相对于第一类中的“人”，第二类中的“被害人”的范围显然缩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人”:即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这类人的范围显然大于直接的被害人，但又明显小于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所有的“人”。

在第一类别中，承受加重结果的“人”的范围，同时被贴附到基本犯罪为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罪名中;而在第二类别中，承受加重结果的基本犯罪中的具体的“被害人”，也同样被贴附到基本犯罪为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罪名中，而且这种立法方式根本无法将结果加重犯与想象竞合犯有效区分开来。举例来说，当甲基于故意伤害的目的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并致乙重伤，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致丙死亡。依照我国刑法规定，由于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并不要求是基本行为的被伤害人，因而此时行为人仍然成立故意伤害罪(致死)。

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随之出现，将上述案例稍微改变:当甲基于故意伤害的目的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并致乙重伤，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致丙轻伤，此时应当如何处理?按照刑法规定，结果加重犯所要求的加重结果只能是重伤或死亡，但此时丙仅是轻伤，因而不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但如果对丙轻伤的结果与乙重伤的结果数罪并罚，则又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为此时只有一个行为，最终的结果必须以想象竞合犯才能有效评价这一犯罪行为和结果。悖论在于，对同一被害人丙而言，当其所受伤害为重伤或死亡结果时，会成立结果加重犯;而当其所受伤害为轻伤结果时，便成立想象竞合犯。难道对行为和结果不法判断的性质会因结果的轻重而有区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基本犯罪中的被害人和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不一致时，是再明显不过的想象竞合犯，而这其实也正是直接性原则的最基本要求。

立法词语的模糊给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切实贯彻直接性原则，坚持前后对象的同一性，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适用范围，正确界分不同罪数形态，从而做到精准地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