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情判”司法传统

张福坤


摘要：“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情判”的灵活与变通，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达到儒家倡导的和谐与无诉的理想目标。因此，“情判”在中国古代适用极为广泛，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认可，其实效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诉讼实践。文章试从“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情判”心态模式、审判依据与判决内容、“情判”司法案例与实践、现代意义五部分对这一传统加以论述，以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大致轮廓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情判；司法传统；现代意义


　　“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关于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国家的诉讼制度的同时，应该对于制度背后的观念性的文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无疑，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相契合。因此，对“情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

　　“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先秦时期，社会的形态均是家国一体或者可以说家国同构，家就是国的缩影。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法律制度中亲情伦理色彩极为浓重。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实行“任法而治”，但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中仍能够看见血缘亲情的因子。汉代秦后，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序幕。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是在立法上的“引礼入律”，和司法上的“春秋决狱”。也就是在西汉的中叶，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标志，“情判”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亦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值得提一下的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在依律断案之外，还根据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决断案件。董仲舒曾依据春秋经义作《春秋决狱》232事。“春秋决狱”的依据来自儒家经义，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儒家经义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礼治，礼治发展到汉朝，董仲舒据此提出了“三纲”思想，这“三纲”中由“父为子纲”引申出来的“孝”成为实质上的核心，而“孝”讲究的则是人伦情感，据“孝”断案实际上就是据“情”断案。历史的车轮滑到唐朝，“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情”对法律的作用得到最终承认。宋朝是中国传统“情判”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情理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除《宋史》外，尤其突出的是《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案例，均体现了法判向情判的偏转。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律基本沿袭唐律精神。

二、“情判”司法传统之心态模式

（一）“情判”的思想基础

　　“情判”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情判”的核心在于一个“情”字，即审判的判决依据来自情或情理。中国传统诉讼指导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儒家思想与情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无所不包，有人说“礼源于情感又出自理性。”《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说明了礼自情出。其次是“仁”，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在于关于“任”的学说，在孔子的“仁学”中，以仁释礼，礼以仁为指导思想，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一个兼涵恭、宽、信、敏、惠、勇、敬、忠、智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P40）孔子的“仁学”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对此“《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观念，但‘仁’字却出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是一种合乎礼仪，而发于中节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之情，“悌”是对兄弟同辈应有之情，“忠”是对长上君国应有之情，“礼”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P42)这一评述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孔子以人伦情感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
（二）“情判”的民众心态
　　人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对于人情之重要意义，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心领神会的。在古代的中国，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至成为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由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终于斯，不但己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与左邻右舍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乃至拟制的血缘关系。彼此称呼爷奶、叔伯、兄弟姐妹……都是中国人试图用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的表征。(P23)人情交往的基本准则便是“一礼还一礼”，就是一个“报”字。杨联?先生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文指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人情大于王法”，法律来自人情，以人情为源泉；就法律与人情的效力而言，也是突出人情的支配地位。在民众的眼里，人情就是最高的法律。程汉大教授也指出“在乡民的心目中，人情比圣旨和法律都大，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伦理’、‘习惯’或‘风俗’。可见，中国乡民也有朦胧的‘自然法’意识。”具体到案件的诉讼中，民众打官司只有通过带着情感诉说冤情，伸冤话语用情感来修辞，才能迎合儒吏之同情，才能胜诉。
（三）“情判”的儒吏心态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断狱应“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明代丘浚也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据礼义原则处理，即情理原则。可见，情理原则之所以进入司法实践，成为裁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与儒家思想和传统是分不开的。
　　司法官员对于自己审案的要求就是，须用“哀矜之心折狱”，要用同情之心来审案，了解案情事实，这种同情心是与儒家“恻隐之心”相吻合的。司法官所作判决不仅要做到案情事实合法，而且要合乎人们的常情和常理。同时，司法官往往以“青天父母”自居，他们为民众的“父母官”，要“为民父母行政”，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排斥情理，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折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统一，追求具体正义，即具体案件处理的合情合理性。

三、“情判”依据与内容

（一）“情判”的依据
　　天理，即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即为“天道”，人们的世俗生活应当顺乎“天道”。春秋之际就有“法天而行”，“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董仲舒也说“法天而立道”。宋明之后，天的运行规律被称作“天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也被称作“天理”。天理作为一种审判原则存在于传统法制之中。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它泛指诸如情面、面子、处事习惯、情感认同等等内容。中国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亲情、熟人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P23)儒家以“父慈子孝”为出发点，并提出相应的行为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由此，“五伦十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情”。之后到汉代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国法，即王者的法，国家的法，官府的法。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一个国家要有效运行，实现统治就必须有国法。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话里正蕴藏着一个十分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观念：国法有如家规、家法，是“家长” (皇帝)用来管教“不肖子孙” (不轨臣民)的。很明显，家法不是家长与子弟妇安奴仆协商制订的，而是家长一人的杰作。故家法即“家长之法”；同样，国法不是国君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圣心”、 “圣制”、 “圣裁”的产物，故国法就是“王法”。国法正是国家得以运行的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力求法与情之间的兼顾和平衡。管子主张“令顺民心”，就是指立法要合乎人之常情。“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说“法意、人情实通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P311)但是，当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往往弃法顺情。《慎子•因循》中也说：“天道”就存于“人情”之中，此外，再无什么“天理”、“天道”独存；立法应该顺应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利用人们的“自为心”为统治者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统一。这也强调立法要注重人情，但更重要的“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司法中要求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具权威性。(P17-25)总之，天理、国法、人情综合为用便构成了古代司法审判的基本依据。
（二）“情判”的内容
1、拷讯方式
　　拷讯是古代审判中一种最基本的审讯方式，也是古代审判的一大特点。拷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公”肆掠即为刑讯。明人海瑞的主张，在审判中对原告被告都要“监之枷之，百端苦之”，以息刁讼。理由是：“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这种拷讯制度让民众对法律尤其是司法认识普遍与严刑峻法、刑讯逼供等“酷”的印象连在一起，这种“酷”换种说法就是“威”。（P118）通过威刑的方式让其放弃诉讼，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兄弟之间的诉讼，明司法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艾乎？
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现无讼。当然，有时单靠说教不能达到效果时，便辅之以刑罚手段，使之警醒。
2、淡化是非，力求两和
　　在判决中法官一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这种“和事佬”式的判决当然是为维护“亲亲之爱”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是非纷争，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司法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清朝于成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争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何处的问题：
　　本案前由江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必争矣。此判。(P45-47)
案件中机敏的司法官想出一个妙招，判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3、判决往往超出诉讼请求
　　官吏们的判决也经常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取重社会人情伦理风尚。如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得夫，怀吉士初非?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通篇充溢人情味而无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被认为是成人之美、体贴人情的典范之作。
4、判决书之风格。
【摘 要】由单独或系列事（案）件引发的网络舆论风波正在成为公安工作的新的挑战，如何在网络舆论中取得话语权，赢得公信力，促使公安机关重新审视网络舆论的应对及引导工作。本文就这一主题，对公安机关处理网络舆论事件进行挖掘与剖析，进而拟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网络舆论；公安机关；公信力
网络时代的浪潮，将使得每个人在网络上传播、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扩展。信息的快速传播，公众性人物、事件在第一时间在网络的平台上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在如此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社会中，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权力部门，因涉及行政执法、权力监督，突发事件等众多事项，往往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公安机关是执法部门，若出现违规操作、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等问题，必然遭致公众的揭露与质疑。因此，应对网络舆论质疑，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将成为在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

一、 公安机关应对网络舆论的背景环境
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同时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责。公民组织力量崛起，公民及其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参与政治事务，并且利用各种网络媒体，如论坛、微博等新兴的交互式的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和诉求。公民是发起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主体，当公民的私权利与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发生摩擦、碰撞甚至是冲突的时候，一旦公民的私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伸张，那么，公民就会试图利用网络与公安机关相对抗。近几年，公民网络舆论与公安机关相对抗的事件层出不穷，事件的发生虽各有所途，但是事件的进展轨迹似乎都较相似。如2009年杭州胡斌案，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2012年宁波镇海群体性事件等等，以这些事件为代表的各类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网络上出现各种质疑公安机关的声音。公安机关所应对的网络舆论主要可以归类三种，一是信息发布型、二是执法规范型、三是涉及群体性事件型。不论哪一种，只要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有效处理，那么，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呈几何数上升。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项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在这一特殊时期，各种矛盾将不断凸显。网络舆论的推动，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体现的是公民力量的不断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的深度强度不断增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及对国家公权部门的监督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网络舆论兴起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各种极端的负面情绪、扰乱公众视线的谣传混入其间。以微博为例，碎片化，快速化的信息分享终端，改变了公众以往获取新闻的习惯与方式，若微博上出现了不正当的言论，那么这种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极其惊人的。近年来，涉警涉案信息被网络等媒体恶意炒作的事件频繁发生，且频率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广，强度越来越高，一些很普通的、常识性的、极个别的失误和过错迅速被无限放大，使公安机关处于舆情危机之中。 负面的评论、意见或者谣传割裂了公众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联系，是双方之间的沟通沟壑不断扩大，一方面使公众失去了理性，失去了选择正当途径解决问题的时机，另一方面使公安机关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最终的结果不是“双赢”，而是“双输”。

二、 公安机关在引导网络舆论的工作欠缺
（一） 缺乏与公众良性互动的主动性
现代民主社会，公民依法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种正当的诉求，因而，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对公安机关发布的涉警涉案信息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公安机关在面对网络上形成的舆论时，应当主动地去回应，并在回应网络言论的过程中鲜明地阐述观点。因网络舆论是一种参杂着各种声音的言论的集合，社会公众在面对这些舆论时，很容易被一些极端的消极的信息所误导，从而导致对公安机关工作的误解和对立，甚至是对抗。近年来发生的涉警舆论事件表明，公安机关在处理网络舆论信息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及时有效地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而是等到事件的影响力扩大到一个十分广泛的阶段时，才迫不得已出来作出解释，此时，作出的解释往往已经很难为公众所接纳，从而使下一程序的工作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不断升级，公众接受信息的速度获得极大的提升，一些局部的，小众的案件事件会一夜之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与焦点，这当然给公安机关处理舆论信息带来的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处理敏感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事件时，前期没有及时做好与公众的互动，第一时间掌握话语权，那么，很容易就陷入舆论的旋窝之中。
（二） 信息不透明造成公安公信力降低
公安机关公信力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公安机关发布的涉警涉案信息的反馈情况，在社会转型，社会各方面矛盾凸显的特殊时期，公安机关尤其要注重自身的公信力的提升。公信力，反映出公安机关的权威性与信誉度。诚信，不仅是对公民个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一个国家行政部门的基本要求。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意见，一方面是由于公民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意识的增强，积极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建设；另一方面，说明公安机关在处理舆论信息时暴露出来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阻断了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直接的沟通与交流，体现出的是权力的傲慢。当社会对一项重大的案件事件信息要求办案部门公开的时候，公安机关一味地掩饰、隐瞒或者公布虚假信息，那么，最终导致了社会的信任与支持。信任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公民社会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一案件事件作出回应时，说明社会对公安机关还处于期待的状态，这时候，倘若公安机关依旧置若罔闻，那么谣言谣传或许增加了其流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公信力降低，为提升公信力的成本大大增加。
（三） 引导方式相对单一、自主
在面对网络舆论压力时，公安机关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却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引导疏通，舆论的洪流，相反，通过“封删关”的方式进行舆论的监督与管理，这种单一的自主性的引导手段为公安机关屡试不爽，但却引发更大的舆论浪潮。公安机关合法使用其权力，积极开展舆情监督与舆论引导，这是公安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通过强硬的手段封堵网络舆论源，删除舆论信息，关闭各种论坛、微薄的转发或者评论，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种方式从表面上看抑制了负面信息的产生、传播，却为更进一步的网络舆论的爆发留下了隐患。

三、 创新思路、提升层次，改善公安机关网络引导工作
（一） 加强与网络平台沟通，掌握舆论的话语权
公安机关涉及的案件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平台在此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公安机关要加强舆情监督建设，第一时间掌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首先就要加强与网络平台的沟通。当然，这种沟通必须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交流，是双方意见的交流，是互动式的信息资源的平等交换，公安机关不能擅自动用手中的公权力，对网络平台上的舆论信息加以干扰。
在面对重大复杂的舆论时，公安机关要紧抓主流的网络平台，抢占阵地，既要对出现的攻击性、负面性强的信息、言论进行反击与驳斥，又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真实、全面的信息或数据，让社会公众了解实情。这是在面对网络舆论时一个关键的阶段，公安机关在做好与各网络平台沟通的同时，能够利用内部建立的一套应对制度，在整个案件事件的舆论引导过程中就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 公开涉警涉案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
最大限度地公开涉警涉案信息是公安机关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所谓最大限度的公开，说的是公安机关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下，依照自己的职权职责，公开重大的社会影响大的涉警涉案。对于这一部分信息，社会公众有相当高的期待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安机关与公众在涉警涉案信息的掌握上存在着巨大差距，一方面，公安机关因其自身工作的特殊性，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拒绝公开，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很难通过其手中及其有限的资源对涉警涉案信息进行获取与传播。因此，在对于涉警涉案信息的公布上，社会公众一直出于弱势地位，公安机关公布相关信息就“犹抱琵琶半遮面”，重要的关键性的信息不予以公布，或者严防死守，全部不公布，都增加了公众的质疑。
因此，在法律的语境下，公安机关必要地公开涉警涉案信息，透明化其行政执法的内容与程序，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建立案件事件舆论研讨的交流机制，将网络舆论导向利于案件事件发展的方向发展。

作者：沈林
2012/1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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