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越南


中越联合声明（全文）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张晋创于2013年6月19日至21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张晋创主席举行了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分别会见了张晋创主席。两国领导人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就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除北京外，张晋创主席还前往广东省访问。

　　二、双方回顾了中越关系发展历程，一致认为中越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重申将遵循两国领导人多年来就发展中越友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坚持“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精神，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中越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三、中越均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视对方的发展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同意重点在以下领域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一)通过双边互访、热线电话、多边场合会晤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高层接触，加强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中方欢迎越南领导人来华访问和参会，越方欢迎中国领导人尽早访越。

　　(二)双方积极评价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成果，同意继续用好这一重要机制，统筹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此访期间签署的《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

　　(三)双方对近年两党关系发展表示满意，同意深化两党合作，推进两党中央对外部门和宣传部门交流合作机制顺利运转，加强党政干部培训合作。双方同意密切配合，共同办好第九次两党理论研讨会，进一步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促进各自党和国家的建设。

　　(四)双方同意加强两国外交部合作，落实好两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保持两部领导经常交往，举办年度外交磋商，加强两部对口司局交流。

　　(五)双方积极评价第七次两国防务安全磋商成果，同意保持两军高层交往，发挥好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通电话的作用，增进双方互信。深入开展军队党务和政治工作经验交流，加强人员培训和青年军官交往。落实好此访期间签署的《中越国防部边防合作协议(修订版)》，继续开展陆地边界联合巡逻。深化边海防合作，年内开展两次两国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加强在地区多边安全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探讨开展防务合作的新形式、新内容，进一步深化两军合作。

　　(六)双方同意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充分发挥两国公安部合作打击犯罪会议机制作用，密切执法高层和业务部门互访，推进在打击跨国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以及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尽快开展各领域执法联合行动，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双方同意推动两国海警部门开展交流合作。双方同意下半年尽快启动《中越引渡条约》谈判。

　　(七)双方同意加强经济发展战略协调，落实好《中越2012-2016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及重点合作项目清单，进一步推进农业和渔业、交通运输、能源、矿业、制造业和配套工业、服务业合作以及“两廊一圈”区域合作。双方将用好双边经贸合委会机制，落实好《中国商务部和越南工贸部农产品贸易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保持双边贸易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争取提前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继续推进中越能源、工业园区、陆地互联互通等重大经贸合作项目建设，重点推动建设凭祥-河内高速公路等连接两国陆地边境地区的公路和铁路项目。双方同意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创造条件并鼓励双方金融机构向双边合作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支持。继续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包括鼓励在边境贸易中使用本币支付结算。鼓励各自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为投资企业创造安全便利条件。

　　(八)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农业合作，完善农业双边合作机制，加强农业科技交流与农业领域能力建设，推广包括杂交水稻在内的优质高产农作物品种，促进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发展，重点推进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进出口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提高预警能力和信息共享水平。

　　(九)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落实好《2011-2015年教育交流协议》、《中越文化协定2013-2015年执行计划》，在对方国家早日建成文化中心，加强在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等领域合作。双方同意下半年在华举办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同时继续办好中越青年友好会见、中越人民论坛会议等活动，加大中越友好宣传，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十)双方同意深化科技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作用，鼓励和支持两国科技和产业界在农业、信息通讯、新能源、环保、水资源管理利用和保护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联合研究与开发、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移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边境省区特别是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省(区)同越南奠边、莱州、老街、河江、高平、谅山、广宁七省之间的合作，发挥两国地方有关合作机制作用，重点推进经贸、交通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边境省区的共同发展。

　　(十二)双方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陆地边界联委会2013年工作计划，积极评价此访期间建立两国边境口岸管理合作委员会，同意推动两国边境口岸开放和升格，加强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改善口岸通行条件，提高口岸通行效率，服务两国经贸发展和人员往来。尽快启动中越北仑河二桥建设。双方同意下半年举行《北仑河口地区自由航行协定》和《德天瀑布地区旅游资源共同开发和保护协定》新一轮谈判，争取尽快取得实质进展。双方将加强在界河整治、跨界河流防洪减灾、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十三)双方将继续落实好《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积极探索北部湾共同渔区联合检查新方式。双方高度评价此访期间签署的《中国农业部与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关于建立海上渔业活动突发事件联系热线的协议》，妥善处理两国海上渔业活动突发事件，使之符合两国友好关系。

　　四、双方就海上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同意两党两国领导人就中越海上问题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和对话，从战略高度和两国关系大局出发，指导和推进海上问题的妥善解决。双方将认真落实《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用好中越政府边界谈判等机制，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积极探讨不影响各自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解决办法，包括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

　　双方同意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大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谈判力度，稳步推进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并积极推进该海域的共同开发，年内在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启动共同考察，尽早确定合作区域和领域，落实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谈判任务。双方欢迎两国有关企业签署的中越北部湾协议区联合勘探协议修改协议，同意扩大协议区面积，延长协议期限，共同推动北部湾内跨界油气构造联合勘探尽快取得积极进展。

　　双方同意加大中越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工作组谈判密度，年内实施中越海上联合搜救、北部湾海洋和岛屿环境管理合作研究、红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海域全新世沉积演化对比研究等3个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项目中的1至2个项目，继续推进在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上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双方同意在海上争议最终解决前，保持冷静和克制，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同时用好两国外交部海上危机管控热线，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妥善处理出现的问题，不使其影响中越关系大局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双方同意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五、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南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六、双方认为，中越同为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上具有相似和相近的立场。双方同意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东盟、东盟-中日韩、东亚峰会等多边场合的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双方同意，以今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全面落实中国同东盟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各项共识，办好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同东盟在经贸、互联互通、海洋、社会人文等领域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七、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越两国政府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越国防部边防合作协议(修订版)》、《中国农业部与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关于建立海上渔业活动突发事件联系热线的协议》、《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关于动植物检验检疫合作协议》、《中越陆地边境口岸管理合作委员会工作条例》、《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越南友好组织联合会2013年-2017年合作备忘录》、《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越南油气总公司关于北部湾协议区联合勘探协议第四次修改协议》及多项经济合作文件。

　　八、双方对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华成果表示满意，一致认为此访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晋创主席对访华期间受到中方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二0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论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

程旭光


监视居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感到很困难，内部争议和法学界争论颇多。现笔者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进行剖析，与司法界、法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探讨。
一 、监视居住的涵义及相关法律规定
“监视”一词的含义是指从旁注视以便发觉不利于自己方面的活动；“居住”一词的含义是指较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有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两种现象。
“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责令其在指定的区域或住处，设专人或不设专人监视其活动，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国家赋予公检法三家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特殊权力。
监视居住的范围：《刑诉法》第51条、第60条、第65条、第69条、第74条作了明确规定。
监视居住的期限：《刑诉法》第58条规定“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被监视居住人员应遵守的纪律：《刑诉法》第57条作了规定。
公检法三家具体使用方法：监视居住由作出决定的机关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对其执行监视居住，没有固定住处的，由公安机关指定地点或住处。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住所、住处、居所、居住场所等都是同一概念〉往往不是“单身居住”，而是“混合居住”。就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就涉及到“单身居住”、“混合居住”和“第三人”三个名词。
所谓“单身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独身居住的住所，不跟第三人居住在一起；
所谓“混合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跟第三人居住在同一住所，如“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目前我国把家庭成员只有父母子女的称之为‘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单位集体宿舍、与他人合租的住所，享用公共设施等。
所谓“第三人”是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如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等。
据某市公安机关对近三年内办理的监视居住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只有百分之五的监视居住人员是“单身居住”，其余都是“混合居住”。
二 、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1〉监视居住在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刑诉法》相关法律条文中对监视居住的住所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而统称“居住”，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有固定住所，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都可以被监视居住。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权，却忽视了“混合居住”中的“第三人”的存在，即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的存在，随之也就忽略他们这些人的合法权利的存在。这样一来，本身合法的监视居住就包函了不合法的成分，即大前提违法，根据“三段论”理论推理：大前提违法，其小前提、结论也违法。因此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就有缺陷，存在违法性。
〈2〉监视居住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严格规定，“人身自由”除公民的人身自由外，通常还包括与人身自由相联系的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到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第39条、第40条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势必要侵犯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进行了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公安机关必须对“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如电话、手机、网络、信箱、部分住处、交通工具等进行检查、监视，对第三人进行检查盘问，这样一来，势必侵犯了第三人的人身自由。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执行机关人员进入“混合居住”时，遭到第三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三人的行为是维权行为还是阻碍公务？答案肯定是违法的。正因为监视居住的“居住”概念不清，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3〉执行监视居住的部分执法主体不合法
使用监视居住机关的内部规定：决定机关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他们执行。
对监视居住的具体操作，《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从第94条到第104条，用了11个条文作了规定。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在具体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由于警力紧张等原因，往往把监视居住交给一些协警员、联防队员执行，在人员不够特殊情况下，到社会上临时聘请人员交付其执行等现象普遍，由于这些人在法律上没有取得执法主体资格，因而没有执法权，其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因为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对使用机关作了明确限制，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使用，对执行权的设定法律上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执行权。“其他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就没有执法权，如果将监视居住的执行权交付其使用，其行为与结果必然违法。
三、监视居住形同虚设，执行机关用之麻烦、弃之可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立法本意是起到弥补其它刑事强制措施不足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刑事强制措施无法代替的。
本来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使用任何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必须是司法上无争议，法学界被公认的。但是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自身都感到有争议，这种争议具体表现在对“混合居住”第三人及公共设施如何处理的问题。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代理人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颇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立法的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监视居住的先天不足。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7月办理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笔者是经办人之一，该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所在地均有“混合居住”的住所，报捕后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变更了刑事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证据和串供，公安机关指定了处所执行监视居住。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该案指定监视居住处所的做法在执法上有偏差，是一种变相操作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案件就办不了。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违法指定住处的现象。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屏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一些执法部门和司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当作一回事，还从立法本意上去寻找推卸的责任，认为原先立法本意不是故意要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立法考虑不周到的原因等。同时又认为可以通过正确的执法活动，达到弥补立法上的过错或不足的效果。这种观点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是对神圣法律的一种亵渎，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公检法三家，对监视居住的使用还存在着风险大、费用高等现实问题。如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住所为某宾馆，办案单位要承担大额的住宿、伙食、监视费用；同时还伴随逃跑、自杀的风险。所以大多数办案单位都放弃了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办案人员也有用之麻烦、弃之可惜之感。
四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需增设第三款
笔者认为：《刑诉法》中有关监视居住的条款，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现行《宪法》关于对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规定，直接侵犯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的“第三人”合法权利；在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内部规章规定的作出决定的公检法机关交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执行中的“其他人员”没有执法权，不符合执法主体资格，由其执行是违法的应当纠正。同时公检法三家在日常司法中，由于监视居住概念不清，争议颇多，使用风险大、费用高，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觉得用之麻烦，弃之可惜。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废除，这不符合《刑诉法》的立法本义；二是建议对《刑诉法》第五十一条增设第三款。
第五十一条原文：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五十一条修改意见：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外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没有单身居住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

作者：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程旭光